今天帝哥想说说张闻天和陈昌浩的一些故事。 张闻天 1927年9月，陈昌浩作为一名共青团员，被党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，当他进入“中大”时，张闻天经过两年的刻苦学习，已经毕业留校任教。张闻天比陈昌浩年长6岁，他的身世阅历、渊博学识和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，都为陈昌浩所羡慕和敬佩。 上世纪30年代初，张闻天和陈昌浩先后回国工作，直到长征中红军第一、四方面军会师时，他们才得以重逢。此时的陈昌浩担任红四方面军政委已有4年之久，他还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被增补为候补中央委员，是仅次于张国焘的四方面军中的第二号人物。张闻天则在遵义会议后取代博古，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“负总责”，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。 两军会师后，由于张国焘和党中央在战略行动上存在分歧，陈昌浩与张闻天之间的关系也蒙上了一层阴影，随着斗争形势的愈演愈烈而更加严重。 1935年8月初，中共中央决定将一、四方面军混合编队，分为左、右两路军向北行动。张国焘却节外生枝，要求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“政治路线”问题，并“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”。 张国焘 张国焘的所作所为激怒了政治局委员们，毛泽东让张闻天起草一个决议草案，对张国焘的错误作不点名的批评。张闻天也认为要压一下张国焘的嚣张气焰，于是就决定在中央领导人驻地沙窝举行会议。 这天傍晚，当张国焘、陈昌浩和10余名骑兵卫士策马赶来开会时，张闻天已亲自在沙窝沟口待立迎候，他见到陈昌浩后，直截了当地说：“今晚是中央政治局会议，非政治局委员不能出席！陈昌浩同志就不要参加了。” 张国焘让陈昌浩随同前来开会，本就是他心怀鬼胎自作主张，被张闻天拒绝后，他强词夺理说：“中央已决定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常务委员、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，即使不够资格参加政治局会议，也完全可以列席会议嘛！” 张闻天却说：“列席也不行！这是个组织原则问题，必须坚持！” 陈昌浩听后满脸通红，他不得不服从张闻天的裁决。当天晚上，陈昌浩和卫士在沟口的松树林子露宿，他辗转反侧折腾了一个通宵，心里很不是滋味…… 张国焘只带着他的贴身卫士何福圣参加了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，后来他在《我的回忆》中写道： 深夜三时左右散会后，我步出沙窝沟口，与陈昌浩会晤，并告以会议的经过。陈昌浩非常难过，很激动的问我：为什么中央这样顽强的抹煞四方面军一般同志的意见？……翌日，陈昌浩便约见张闻天恳谈，用意是想劝张闻天接纳一些我所提出的意见。 这次“恳谈”的地点是在毛尔盖附近的四方面军总部。张闻天来了以后，陈昌浩首先对他进行“劝说”，要求他拿出“负总责”的权威来，让毛泽东等人采纳张国焘所提出的意见。在座的红军大学政委何畏直接怒气冲冲地拍了桌子，向张闻天大声吼道：“中央领导一错再错，到现在还不认错，我这个党员再也不信任党中央了！” 何畏 何畏说完后，四方面军的其他军、师干部也都一哄而上，对张闻天展开了围攻，他们威胁说，中央对张国焘的批评是不公正的，张国焘在四方面军不仅有很大的功绩，而且深受全体官兵的拥戴，如果中央不肯听取和采纳张国焘的意见，将引起四方面军8万余众的极大反感。 张闻天被激怒了，他指着陈昌浩说：“对今天发生的这个事件，你要负完全责任！” 陈昌浩也不示弱：“中央听不进国焘同志的意见，那就听听四方面军指挥员的意见吧！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，这不过是党员个人的直率表示，是向你表达意见的一种方式，请不要介意！” “陈昌浩同志，这件事并不是孤立的，我会向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通报的！”张闻天说完后，气冲冲地转身离去。 长征胜利结束后，陈昌浩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，率领西路军西征。1937年春，西路军两万余将士在河西走廊几乎全军覆灭，陈昌浩突围回到延安后，受到了批判。1939年8月，经中共中央同意，陈昌浩领着他的小儿子陈祖涛去了苏联。 陈昌浩 1952年春天，经党中央和毛泽东批准，陈昌浩从苏联回到北京，实现了他“很想回国工作”的心愿，他先在中央马列学院担任副教育长，后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，专门从事马恩列斯著作的编译工作。1962年，陈昌浩获得一次较长的离职休养假期，他休假后首先去看望了张闻天。两人之间的是非恩怨，已在历史的长河里烟消云散，由于编译工作方面的关系，他们过从甚密，近两年几乎时常见面，恳切交谈。 张闻天见到陈昌浩后，开门见山地问：“昌浩同志，你到底打算去哪休假？” 陈昌浩说：“不少同志劝我到湖北看看，我正犹豫不决呢！” 张闻天不禁摇了摇头：“你当年的那股子刚劲怎么消失了？这几年怎么把脾气都改了？真让人想不到！” 陈昌浩苦笑着说：“人总是可以改变的嘛！武汉地区有不少红四方面军的老同志，我是犯过严重错误的人，很不好意思去见他们；即使回到了湖北，人家不好办，我也难为情；再说那些亲朋故旧假若张罗起来，我受人厚爱，今后也无法回报……总而言之，我觉得顾虑重重，感到难以成行。” 张闻天不以为然地说：“天下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你